发现台湾发现我(3 / 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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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"没有。"他摇头,然后解释,"就好像学游泳,先下水,搞湿了自然就会。我也没什么资金,先是搞股票赚了点横财,就投资营造。在台湾嘛,反正就是有"一分钱,做八分投资,讲十分的话"
  "冒险嘛!"他笑着,带着点自我嘲弄的味道。
  大哥大哔哔响起。
  6
  有人按铃。又是个穿绿制服的德国警察。又怎么了?我没好气地瞪着他。
  这一回,是因为我停在车库门前的车,车尾突出。"侵占"了人行道大约十公分的空间,妨碍行人过路。
  "请您将车子驶进车库,或着停到路边去。"他面无表情地说。
  我用最毒的眼神看着他——老兄,这人行道起码有一百廿公分宽,再蠢的胖子也过得去。你停下巡逻车来干涉我,只不过因为这十公分的"脱序"触犯了你尊祟秩序的原则和习惯。
  你是一个秩序和原则的动物。
  我忿忿地盯着他,然后,很勇敢地——把车移走。
  我能说什么?十公分是侵占,一公分也是侵占。
  澳洲来的伊兰在电话上絮絮不休:"院子里那株松树掉针掉得厉害,扫不胜扫。又遮了阳光。我们打算明天把它砍了"
  "不行不行,"我急急打断,"在这个国家里,砍树要先申请,尤其是老树大树,不能说砍就砍的。"
  "可是,这树是在我们自家院子里——"
  "自家院子里的树你也没有自由说砍就砍,树,是国家人民共同的财产,懂吧?"
  "啊,"伊兰在那头说,"咱们澳洲也有这个法那个法的,可是没人太认真——"
  "那是因为你们澳洲人,"我笑了,"是犯人的后裔呀"
  伊兰显然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,很认真地说,对,来德国半年,使她深刻体认到澳洲人无法无天的个性,十足罪犯的坏胚。然后我们彼此唱和地抱怨:是啊,德国是那么一个不自由的国家,人民没有脱序、违法的权利,简直令人苦闷极了。
  7
  电话又响起来,这回,是婆婆:"考虑半天,这个周末不能去看你们,准备时间不够"
  可是,现在才星期三呀,只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,带支牙刷来不就完了吗?
  "不成呀,我的花要找人浇。玫瑰正要剪枝,干洗店的衣服要取回来,清洁妇星期四要来"
  又来了。老人家简直像加了热的年糕,黏糊糊紧紧粘着锅底,很难把他们从家扯开。
  "我们年纪大了,总是慢嘛。"她说。
  我熟悉另一对老人家,年纪也大了,却具有后备军人枕戈待旦的弹性,随时待命开拔。那是我的中国父母。
  有一次,我从台北打电话到合南,请七十来岁的父亲得空时北上一趟,处理一点小事。搁下电话,几个小时之后,门铃响,父亲出现在门口,手里拎着行李——一只皱巴巴的塑胶袋,看起来包过青菜包过旧鞋而现在里头装着一套换洗的内衣裤、一支牙刷、一本书。他很高兴地望着我笑。
  又过了几年,但我知道,若是我现在拔个电话回台湾,请父母搭下一班飞机来德国,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立即动身。真正需要的时候,他们只要拎起一支牙刷就可以到天涯海角;真正需要的时候,没有牙刷也能走。
  为什么呢?为什么我的德国父母非有万全的准备不贸然行动,而我的中国父母,在四十年的安定岁月之后(四十年的人生,不能算短吧?!),仍旧能适应万变、说走就走,像个一无所有、无牵无挂的"罗汉脚"?
  8
  台湾人的个性中有一种惊人的弹性。 ↑返回顶部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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